《豪宅》

(文章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老林的眼角揉进了夕阳的余晖,刺得眼眶发酸。
​他坐在吉隆坡旧街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小洋楼阳台上,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黑咖啡。不远处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在残阳下熠熠生辉,耀眼得让人不敢直视。
​那其中,本该有一栋属于他的“豪宅”。
​老林和妻子都是小镇的中学教师,一辈子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安分守己。儿子小林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自小品学兼优,墙上的奖状贴满了大半间客厅,年年考第一。老两口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和积蓄都倾注在这个独生子身上——上最好的补习班,吃最有营养的餐食,直到后来凑齐巨款,风风光光地送他出国留学。
​小林也很争气,毕业后留在吉隆坡的大公司任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走得每一步都像教科书一样完美。
​半年前,老两口相继退休。小林打来电话,声音温柔而诚恳:“爸,妈,老家的房子那么旧了,配套又差。不如卖了吧,把钱拿来吉隆坡,我加点钱,咱们换套带花园的豪宅。您二位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来大城市享享清福了。”
​老林和妻子商量了几天。老宅承载了大半生回忆,但一想到能和儿子、孙子住在一起,含 饴弄孙、共享天伦,老两口最终咬牙咬牙,把老宅变卖了。几十年的积蓄,连同卖房的钱,一分不剩地汇进了小林的账户。
​上周,妻子因病离世。办完丧事,老林形单影只,怀揣着一张去吉隆坡的单程车票,拖着行李箱来到了这座繁华的都市。
​然而,到达车站后,小林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老林凭着记忆找到小林之前租住的地方,中介却摇了摇头说:“林先生?他们一家上个月就把房子退了,全家移民去新西兰了啊,你不知道吗?”
​这句话像一记沉重的闷雷,在老林的脑海里炸开。
​移民新西兰。
​卖老宅的钱,不是用来在吉隆坡买豪宅享清福,而是成了小林全家搭乘飞往南半球的通行证。
​站在人海茫茫的街头,老林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他打开微信,找到儿子的头像,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半个月前小林发来的:“爸,钱收到了,等我安排好一切接您。”
​老林没有哭,也没有再打那个打不通的号码。几十年的教书育人,让他习惯了保持体面,哪怕这种体面此刻显得如此苍凉与讽刺。他没脸回老家,老家早已没有了房,也没有了人。
​万般无奈之下,老林联系上了大学时的老同学老张。
​老张在吉隆坡有一栋老房子,得知原委后,气得当场摔了杯子,二话不说把老林接进了家里,收拾出一间干净的客房让他住下。
​“你就安心在这住着,想住多久住多久!”老张拍着他的肩膀,眼眶通红。
​夕阳终于完全沉入了地平线,夜幕降临,吉隆坡的霓虹灯次第亮起,繁华似锦。
​老林轻轻摇了摇头,把冷掉的咖啡放到桌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手记本,那是小林小时候用来记日记的本子,第一页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我长大后要赚很多钱,买大房子给爸爸妈妈住。”
​老林看着那行字,久久没有合上本子。夜风吹过,带起一丝凉意,他缓缓站起身,看着远方那片不属于他的万家灯火,低声自言自语:
​“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吧。”
​夜色渐深,老林单薄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流行歌王》

(以下小说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张老师的琴房里,常年挂着一幅用黑框装裱的古德诺夫肖像。
​那时候,琴房门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黑墨写着几条死规矩,最醒目的一条莫过于:本教研室学生,严禁私自报名参加任何形式的流行歌曲比赛,违者即刻开除,永不收录。
​张老师为人严肃,腰杆总是挺得像根戒尺。他在台上讲美声唱法,讲胸腹式呼吸,讲声音的咽音位置,嘴角鲜少有一丝张合之外弧度。琴房里只有两样声音:钢琴的重音,和他那句冷冰冰的“重新来”。
​阿杰是张老师最得意的门生。他的男高音清亮干净,高音C能稳稳撑住五秒以上,张老师曾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阿杰是块能唱大歌的璞玉,以后是要走国字头大剧院的。”
​变故发生在那个雨季。
​那半年,全国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流行歌曲大赛,铺天盖地的广告刷爆了街头巷尾。阿杰的家里突然变故,急需一笔医药费,而大赛的冠军奖金刚好是二十万。
​在阿杰缺席了三节美声课后,张老师在电视直播的全国三强总决赛上看到了他。镜头里的阿杰没有穿燕尾服,只着一件松垮的白衬衫,抱着吉他,用一种近乎撕裂的声线,将一首原本平淡无奇的流行老歌唱得全场泪目。
​那天晚上,张老师坐在没有开灯的琴房里,电视荧幕的冷光打在他紧抿的唇角上。
​三天后,阿杰抱着金灿灿的冠军奖杯站在琴房门口,眼眶发红。张老师没有让他进门,只是当着所有同门的面,冷冷地将阿杰的档案袋丢了出来,顺手把门关得死紧。
​“规则就是规则。”张老师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毫无温度,“这里只教艺术,不教戏子。”
​所有人都以为阿杰会就此沉沦,可他却凭借那个冠军一夜爆红,商演不断,各大节目争相邀约,“天菜歌王”的头衔响彻大江南北。
​而张老师的琴房,却一天天冷清了下来。
​随着古典声乐市场的衰落,愿意苦练五年只为练个气息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隔壁琴房教电音和流行唱法的新老师门庭若市,张老师这边却连下个季度的房租都快凑不齐。他依然挺直腰杆坐在钢琴前,但眼角的皱纹却像干涸裂开的泥土。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琴房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不是阿杰,而是几家本地最顶尖的艺考机构负责人,身后还跟着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负责人热络地递上名片,态度恭敬得近乎讨好:“张老!可算找到您了!阿杰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专门说了,他能拿冠军,全靠您当年给他打下的声乐底子!他说您独创的‘美声发声法改流行唱腔’是业界绝活!”
​张老师愣住了,手停在黑白琴键上,半天没弹下一个音。
​那天下午之后,琴房门前那块写着“严禁参加流行比赛”的木牌悄然消失了。
​一个月后,琴房重新装修,门口换上了一块巨大的烫金匾额:“冠军歌王指定声乐教练——张老师流行与美声声乐工作室”。
​如今的张老师,依然坐在那台老旧的三角钢琴前。只是他的衣着从严谨的黑西装换成了有些花哨的休闲衬衫。
​“发声位置不对!”张老师敲了敲琴键,虽然脸色依旧严肃,但语气里却少了几分冷冽,“流行唱法不是让你瞎吼,气息要沉下去!当年阿杰唱那首冠军单曲的时候,主歌部分用的就是美声的弱控制,懂不懂?”
​下面的几十个年轻人狂热地记着笔记。
​琴房墙上,那幅黑框的古德诺夫肖像已经被撤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巨大的海报——阿杰在全国总决赛上高举奖杯,而在海报最下方的右下角,印着一行醒目的红字:
​特别感谢恩师张老师的悉心培养。
​下课后,学员们蜂拥而出。张老师一个人留在琴房里,走到海报前,从口袋里掏出擦眼镜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把海报玻璃框上的一点灰尘拭去。
​他看着海报里笑得灿烂的阿杰,嘴角微微上扬,极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转过身,挺直了腰杆,推开琴房的大门,去迎接下一批慕名而来的“流行歌手”。

《精神病》

修车厂里的气声总是很大。千斤顶落地的沉响、风炮拆螺丝的轰鸣,还有气泵持续不断的嗡嗡声,构成了陈师傅大半生的背景音。
​他蹲在车底,手套上满是积了几千里的黑油。刚把油底壳的螺丝拧紧,街角那家杂货店的老板娘就气冲冲地踏进了厂门,身后拖着十四岁的阿敏。
​“老陈!你看看你家姑娘!又跑进我店里拿饼干吃,抓到了还不知道放手!教了多少次了?你自己做生意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在教啊?真是扫兴!”
​陈师傅连忙从车底滚出来,在身上的破布上狠狠擦了擦手。他脸上堆起讨好又窘迫的笑,连声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张嫂,是我没看紧。多少钱?我赔,我现在就给。”
​他从沾满油污的裤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数出五块钱递过去。张嫂一把夺过钱,白了他一眼,嘟囔着“真是倒霉”扭头走了。
​阿敏站在旁边,身上的校服有些泛黄,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手里还死死抓着那包已经被捏碎的夹心饼干。陈师傅叹了一口气,拉过她的手,轻轻帮她撕开包装:“想吃跟爸爸说嘛……以后不可以自己去拿,知道吗?”
​阿敏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把碎饼干往嘴里塞,嚼得很慢,眼里没有任何情绪。
​陈师傅的前半生,像是一台频繁出故障的旧引擎。
​女儿很小的时候,妻子就离开了这个贫瘠的家。那时他为了挣钱,日夜泡在修理厂,只能把阿敏托付给老母亲照顾。老人家疼孙女,总说孩子只是“开窍慢”、“学东西迟钝”,只要长大了就会好。
​可老母亲在他三十多岁那年病逝了。接着,阿敏十二岁那年,学校老师频繁打来电话,说她总在课堂上对着空气说话、尖叫、甚至无故破坏公物。带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给出的诊断书上写着四个刺眼的字——精神分裂症。
​中学刚上了不到三个月,学校就委婉地劝退了。
​为了不让女儿一个人呆在家发生意外,陈师傅只能把她带在修车厂里。可修车是个危险活,他钻进车底、拿起焊枪的时候,根本分不出神来看着她。阿敏有时会突然发病,跑出马路,或者像今天这样,溜进附近的店家拿东西吃。
​周围的街坊一开始还会同情,久了便只剩厌烦与责骂。“没教好”、“怪异”、“危险”,这些标签悄悄扣在了这对父女头上。
​最终,陈师傅咬咬牙,联系到了一所远郊的特殊学校。一个月学费两百六十块。
​两百六十块,对大富大贵的人来说不够一顿饭,但对这个靠拧螺丝、换机油过活的单亲爸爸来说,是每月必须咬牙抠出来的硬指标。为了这笔钱,他接下了更多深夜救援的私活,手上的伤痕一层叠着一层。
​傍晚,修车的客人渐渐散去。陈师傅洗干净了手,打干净了两份便当,和阿敏坐在修车厂门口的塑料凳上吃晚饭。
​落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敏吃着吃着,突然把头转向旁边无人的空地,咯咯地笑了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词句。陈师傅看着她,眼神里的疲惫慢慢化开了,变成一种沉重得化不开的酸楚。
​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早早地白了大半。高血压的毛病缠了他两年,有时猛地站起来,眼前就会黑上一阵。
​他不怕辛苦,也不怕别人白眼。他最怕的,是每天晚上合上眼的那一刻。
​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这台“旧引擎”彻底报废了,突然离开这个世界,谁来给阿敏交那两百六十块钱的学费?谁会在她跑去别人店里拿东西时,护在她身前向人家赔礼道歉?谁又会在冷清的夜里,给她撕开一包碎掉的饼干?
​“阿敏啊,”陈师傅轻声开口,拍了拍女儿落了灰的肩头,“爸爸要是老了、走了……你可怎么办啊?”
​阿敏没有看他,依旧对着空气傻笑着。
​晚风吹过修车厂的铁皮屋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陈师傅低头咽下一口冷掉的饭菜,默默握紧了女儿冰凉的手。天快黑了,他知道自己明天一早还得睁开眼,继续去拧紧那枚属于他们父女俩的、绝对不能松开的螺丝。

《鸡》

(以下文章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议事厅里的沉香木长桌被拍得震天响。
茶杯盖在瓷沿上剧烈碰撞,发出一阵尖锐的脆响。
​“人家给你钱、给你好处,你就应该为他们服务吗?!这跟‘鸡’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从二十来岁的许伟强嘴里吼出来时,整个议事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年轻的青年团团长气得眼眶通红,额角青筋暴起。
那时候正值大选前夕,空气里到处飘着选举战车的喇叭声。会馆主席为了讨好当时权倾一时的执政党,硬是要在宗亲联欢晚宴上安排那位部长上台发表演说,甚至允许对方在会馆的讲台上肆意痛骂对手。
​伟强死死按着桌子,声音因为愤怒而沙哑:“会馆是祖先留下来聚乡情的地方!里面的会员有支持蓝党的,有支持红党的,甚至还有无党无派的。拿会馆的资源给某一个政党当枪使,跑来打击另一个政党的会员,这不是明摆着在分裂我们自己人吗?!会馆必须保持中立!”
​坐在主位的林主席缓缓抿了一口茶,眼皮都没抬一下,冷笑道:“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但饭要一口一口吃。没有政党的拨款,会馆明年修屋顶的钱你出?大家都是成年人,讲什么高尚。不服气?行啊,按规矩来,民主投票。”
​投票的结果残忍而现实。
​除了伟强的父亲,以及父亲那位从小看着伟强长大的老友举手反对外,满桌子的会馆老臣子——那些平日里满口“乡谊团结”的长辈们,无一例外,全都微笑着把手举向了林主席的方向。
那天晚上,那个在当地横着走、不可一世的政党领袖如愿登台,在台上面红耳赤地拉票骂敌;而伟强当场撕下青年团团长的胸章,甩门而去。
​岁月从不等人,转眼已过多年。
​那一年的大选风云突变。曾经不可一世、在当地不可一世的那个政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不仅丢失了本阵,甚至连保本的死穴议席也输得一席不剩。
那位当年在会馆台上趾高气扬的部长,败选后仓皇落跑,再也没在街坊邻里前露过面。
​如今的会馆已不如当年了。
那个高高在上的林主席早已归天了。
会馆因为当年站错队、搞分裂,名声大不如前,一年不如一年。
​中年英气的许伟强再次走过会馆门口,看着门檐上略显剥落的金字匾额,路过的老街坊打趣问他:“伟强啊,当年那伙人输得一席都不剩,落得这个下场,你看这算不算报应?”
​伟强停下脚步,抬头望了眼那块风雨浸蚀的木匾,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天道循环,哪有什么突然降临的报应,不过是当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会馆,决定为了眼前的利益抛弃底线与尊严时,结局早在他们举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书记》

(以下文章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雨后湿热的气息从学校的走廊尽头正蔓延开来。
王老师低头看了看手里刚打印好的报销表格,纸张带着微烫的温度,可他的手心却全渗出了冷汗。
这份表格已经被修改第三次了。
​前方三步外,行政室的玻璃门虚掩着。
门后坐着的,是全校教师避之不及的“硬骨头”。
要不是为了这些钱,他宁死也不会看这个书记的脸色。
​王老师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一阵冷风扑面而来。
他将表格轻放到那张压着大玻璃板的办公桌上。
“张姐,这份报销表格我已经修改好了,麻烦您……”
​话还没说完,坐在大板椅上的女人缓缓抬起头。
那是一张终年不见笑意的黑脸,两道眉头拧得像麻花,眼角余光扫过王老师。
​“又来?”张姐冷哼一声,伸手扯过表格,指甲在纸面上划出刺耳的沙沙声,“这里还是填错了。拿回去重做!”
​啪的一声,表格被重重拍回桌上。
​王老师按捺住心中的火气。
校长室就在隔壁,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音板,可张姐的大嗓门丝毫不带收敛。
全校都知道她是校长的宠儿。每年校长生日,她便拿着名册满学校跑,按头要每位老师凑钱买数百元的精美蛋糕和名牌礼物,谁要是手脚慢了,接下来几个月准没好日子过。
​尤其是像王老师这样刚报到不久的新人。
​王老师想起上个月,一位新来的女老师不过是因为漏填了一些东西,就被张姐当场骂得狗血淋头。女老师当场捂着脸哭着跑出行政室,而校长室的门自始至终紧闭着。
​那些繁琐的程序——自己上网下载、打印、贴收据、盖章,再加上张姐毫无道理的数次刁难,王老师曾无数次动过放弃的念头。几十块钱的报销款,受这窝囊气,真不值得。
​直到上礼拜,王老师在备课室和资深的陈老师喝茶聊天,无意间抱怨起报销的艰难。
​陈老师听完,露出一个神秘又同情的微笑,压低声音说:“小王啊,你还自己打印表格去受气呢?你知不知道,学校里有一半老师的报销单,全都是张姐‘代劳’的?”
​王老师一愣:“代劳?她会有这么好心?”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陈老师摇摇头,“拿回来的报销款,扣除15%当她的‘手续费’。只要交了抽成,表格错漏百出她都能帮你改得漂漂亮亮,直接通关。”
​那一刻,王老师如遭雷击,心中所有困惑瞬间解开。
​难怪啊!怪不得每次自己拿着按规矩填好的表格找她,得到的永远是一张黑脸和无理的挑剔;怪不得她对按部就班的新老师格外恶劣——因为他们没让她赚到这笔“抽佣”,挡了她的财路。
​“张姐,”王老师收回思绪,看着面前那张依旧阴沉不屑的脸,伸手将表格重新往前推了推,“如果张姐觉得不合规,麻烦您在退件单上签字并注明原因,我直接拿去给校长过目。”
​听到“退件单”和“校长”几个字,张姐那张黝黑的脸上肌肉明显抽搐了一下。
她猛地抬头盯着王老师,眼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疑。
​王老师身子挺得笔直,目光平静而坚定地迎上她的视线。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哒哒的声响。
张姐咬了咬牙,狠狠夺过王老师手里的笔,在申请表末端重重盖下了审核印章。
当他走出行政室时,外面的空气依然湿热。

《回忆篇》

一、 渡海

​那是1991年的清晨。
昨夜,他俩在​Tabung Haji 住了一宿。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角,推开窗,吉隆坡晨曦微露。
身旁的妻子还在熟睡。
秀气的眉宇间带着一丝对未知的怯意。
他们刚刚从师训学院毕业,一纸调令,便将这对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妻抛向了遥远的东马。
那一天​他俩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赶往机场,上飞机,降落古晋。
然而,旅程并未结束。
​他们又转乘了俗称“飞机船”的快艇。
船桨轰鸣,掀起黄褐色的河水,向着婆罗洲更深处的未知呼啸而去。
船舱里充斥着柴油味。
妻子晕船吐得脸惨白,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掌心全汗。
​上岸时,双脚踏在湿滑的木码头上,整个人还在仿佛摇晃。
​“是新来的老师吧?”
​接应他们的是一位当地的王老先生。
他热情地接过两人的大行李箱,将他们带进码头旁的一家老咖啡茶室。
“先吃饱,这是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干盘面!”
​那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干盘面(Kolo Mee)。
特制的红油拌着劲道的面条,洒上一把猪肉碎和叉烧片,滚烫而鲜香。一口热面下肚,疲惫与不安似乎被驱散了大半。

​二、 冰与火

​吃饱午餐,王先生便驱车送他们去学校报到。
​那天正好是星期五。
热带阵雨刚停,空气湿热。
走入校园时,午后的放学铃声早已响过,喧闹的校园归于寂静,只剩下几只乌鸦在巨大的雨树上啼叫。
​校长和副校长正在校长室里等着。
校长是个中年男人,扶了扶眼镜,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略显单薄、满脸青涩的年轻人。
​在简短地问了几个基本问题后,校长转过头,用英语对旁边的副校长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Useless.”
​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却字字清晰,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他满怀的热情上。
他死死捏着手中的报到文件,指节发白,却没有辩驳。
他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微微颔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校园外的阳光依然炙热,但他心里却一片凉意。
​幸运的是,命运在关上一扇门时,总会留一道缝隙。
​得知他们的落脚处还没着落,老婆的学校一位多年前嫁来东马的方老师出现了。
是上天派来的天使!
“走,先去我家住着!”方老师爽朗地说。
​在方老师家,他们住了整整三天。
方老师不仅包吃包住,分文不取,还在放学后带他们四处张罗找房子。
第三天下午,他们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一间双层排屋。
​屋主一家住在楼下,把楼上整层租给了他们。虽然家具简陋,但总算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上,有了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三、 岁月与墨香

​第二年,大女儿呱呱坠地。
​婴儿的啼哭声让这个简陋的楼上小屋充满了生机,却也让原本就不宽裕的生活更加紧绷。
​区区几百块钱的月薪,扣除奶粉钱和房租,所剩无几。
而最重的负担,是每年必须乘坐四次飞机回西马探亲。
那时的机票价格高昂,每一次订机票,两人都要精打细算好几个夜晚。
​但日子虽然清苦,屋子里却总是洋溢着欢笑。
妻子在狭小的厨房里煨汤,女儿在凉席上爬行,而他,则在夜深人静时,点亮了桌前的那盏小台灯。
​被校长轻视的那句“没用”,成了他心中一股压不下的傲骨。既然教华文,他就偏要让文字迸发出力量。
​每天下班照顾好妻女后,他便伏案写作。
诗歌、散文、随笔,一笔一画写在方格稿纸上,再贴上邮票寄往各大报社。
​几个星期后,第一笔稿费单寄到了学校。
​当他拿着用文字换来的稿费,给妻子买了一条新裙子、给女儿买了两罐优质奶粉时,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他的文字不仅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实实在在地温饱了这个小家。
​在东马的四年,如同一场长达一千多个日夜的修行。
四年后,他们的回乡申请终于获批。
​离别那天,方老师和许多学生来送行。看着那片曾经陌生的土地渐渐缩成云层下的绿点,他知道,自己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

​四、 苦尽甘来

​读大学,是他从小埋在心底的愿望。
​然而,如今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不可能放弃教职去全日制念书。
思前想后,他决定报考理科大学(USM)的远程大学计划(PJJ)。
​那是一段近乎自虐的岁月。
​平时的日子里,他依然是一名全职教师,备课、批改作业、教书育人;到了周末,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开上一小时的车,赶往国油大学上辅导课;到了学校假期,他还得背上行囊,前往槟城的理大总校参加为期两周的密集课程。
​那些年,他的日程表里没有“休息”两个字。
深夜里,一边是需要抚育的孩子,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大学课业与论文。
无数个夜半三更,他一手抱着哭闹的孩子哄睡,一手拿着翻开的课本。
​长路漫漫,唯有坚持。
​终于,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到来。他穿着宽大的学士服,站在理大的大礼堂前。
阳光穿过树荫洒在他身上,照亮了他眼角的微纹。
​在他的身旁,妻子抱着二女儿,大女儿牵着他的手,笑得格外灿烂。
​那一刻,他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
小女儿当时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她今年9月即将赴上海复旦大学读博了。
​拿着那张沉甸甸的学士学位文凭,他再次想起了多年前东马那个湿热的下午,想起了校长那句轻蔑的英文,想起了那碗热气腾腾的干盘面。
​他微微一笑,紧紧握住了妻子的手。
​生活从不宽容,但只要心中有光、笔下有墨、身边有人,所有的千辛万苦,终将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

《红毛丹树》

(以下文章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雨滴打在红毛丹树的叶子上,噼啪作响,像极了小时落在身上的藤条声。
​陈文德站在老宅的后院里,微微仰着头。
眼前的红毛丹树粗壮得需要两人合抱,枝桠高耸入云,茂密的树冠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他撑着一把黑伞,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
​“果树变高了啊……”他低声咕哝了一句,声音被雨水冲得有些含糊。
​何止是树变高了,是他自己变矮了。
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挨了打还能满街乱跑的小伙子,如今脊背早已有些驼了,脚也弯了,两鬓斑白,连抬头看一眼树顶的果子,颈椎都隐隐作痛。
​五十年前,这里可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那是70年代初,文德出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
父母在镇上经营着一间杂货店,米粮油盐、糖果饼干堆得满满当当。
在那个许多人家还在为下一顿饭发愁的年代,作为家中五个孩子里的老幺,文德从来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
​可“老幺”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特权。
​父母每天天不亮就要开店,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眼里全是生意。
家里的哥姐早已懂事帮忙,唯独文德,天生好动又爱哭,稍不顺心就能把嗓子喊破。父母烦不胜烦,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抽屉里那根磨得发亮的藤鞭。
​“再哭!再哭今天没饭吃!”
​每次犯错,藤条抽在屁股上火辣辣地疼,文德总是哭得撕心裂肺。有几次他躲在门缝里看父母对顾客笑脸相迎,转头却对他怒目而视,小小的心里甚至冒出一个荒诞念头:我肯定不是亲生的,我是他们开店送货时顺便捡来的吧?
​因为父母实在无暇照顾这个“混世魔王”,在上小学前,文德大部分时间都被扔在了外婆家。
​那是一段被雨水和甜味浸透的岁月。
​外婆家是个大户人家,阿姨舅舅一大帮。大家轮流牵着这个爱哭的小外甥。
而最让小文德流连忘返的,是外婆家院子里那几株低矮的红毛丹树。
​当年的树很矮,矮到六七岁的文德伸手就能够到最低的枝丫。
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鲜红刺头的小果子挂满枝头,压得树枝沉甸甸地弯下腰来。
​最妙的是下雨天。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规矩,大雨一落,大人忙着收衣服,文德就偷偷溜进院子里。
雨水砸在矮树叶上,顶上像搭起了一顶天然的绿篷。
他蜷缩在树下,浑身湿透,却兴高采烈地伸手扯下一个个红透了的红毛丹。
​捏开软刺,剥出白嫩透亮的果肉咬下一口,汁水四溢,酸甜直接沁进心里。雨水顺着脸颊滑进嘴里,带着一丝咸,混着红毛丹的甜,那是他童年记忆里最奢侈的美味。
在那个躲雨的树下,没有父亲的藤鞭,没有母亲的责骂,只有属于他一个人的避风港。
​外婆好几次站在屋檐下用潮州话喊道:“小阿德,快出来,要感冒啦!”
​可他总是舍不得出来。
​雨声、树叶声、还有嘴里的甜味,构成了他整个童年。
​……
​“爸,下这么大雨,站在树下干嘛呢?小心感冒了。”
​一声呼唤打断了文德的思绪。大儿子举着伞从前厅走出来,手里拿着车钥匙,“趁雨还没下大,咱们走吧。”
​文德回过神来,转过身看着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大儿子。
​岁月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当年的藤条并没有把他抽垮。
他娶妻生子,供大了孩子们。不知不觉中,他活成了当年父亲的样子——严厉、沉默、满心只想着如何养家糊口。
​“爸?”儿子见他发呆,又喊了一声。
​“没事,”文德笑了笑,摆摆手,“就是想起小时候了。”
​他再次抬头看了看那棵通天般的大树。
如今外婆早已不在了。只留下这间老宅。
当年那些低矮的红毛丹树,如今只剩这一棵,越长越高,高得让人只能仰望,再也勾不着上面的果实了。
​“爸,你小时候真的常常躲在这树下吃红毛丹啊?”儿子笑着打趣,“现在这树这么高,别说摘了,掉下来都能砸晕人。”
​文德没有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揉了揉自己的膝盖。
​是啊,树变高了,自己变矮了。
当年那个在树下躲雨吃果子、怀疑自己身世的小男孩,终于也在滚滚岁月中,长成了一个老头。
​雨渐渐停了,一缕阳光穿过密集的树冠,洒下一地碎金。
​文德收起雨伞,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泥土与果香的空气,然后转过身,微驼着背,一步步朝大门走去。
​“走吧,回家。”他说。

《笑话》

某社团有100位会员。
某一日,这个社团要求全部会员投票来决定某项计划是否可以进行。
可是在投票当天,只有20位会员出席。
但非常庆幸的是,这20位出席者都投同意票。
于是社团主席就在投票现场向外宣布说,本社团会员100%支持通过这项计划。
现场掌声雷动,皆大欢喜。

《裁判》

球判很辛苦。
一个人要监督22个人。还要确保90分钟里面做到最公平的判决。
而且足球场这么大,还要全场跑,实在是不简单的任务。
我有一个疑问,为何场内只有一个球判?
不能半场各一个裁判吗?
不用回答。
只是因为世界杯决赛久久不进球,实在太闷了,想做一些东西消遣一下而已。

《佛》

老旧的公寓里,厨房的排气扇发出沉重的轰鸣声,像是这家里唯一有活力的东西。
兰姨正颤巍巍地把一片五花肉放入锅中,滋啦一声,那是她在这个年纪所剩无几的,关于“生活”的真实回响。
​“妈!你怎么又在煮这些孽债!”
​门被重重推开,女儿诗莉的眉头锁成了一个死结。
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檀香味,总是比她的人先一步到达。
她大步走上前,毫不犹豫地关掉煤气灶,夺过兰姨手中的锅铲。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世上有多少苦难是因为口腹之欲?你现在吃下去的,以后都要还的。”
诗莉的声音并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冰冷的权威。
​兰姨扶着灶台,因为突然的动作,一阵眩晕,她不得不大口喘着气,解释道:“阿莉啊,妈年纪大了,医生说我缺蛋白,不吃肉,腿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昨天连楼下买个菜,差点都没走回来。”
​“那是你心不诚。”诗莉将那盘还没熟透的肉直接倒进了垃圾桶,“多念经,多忏悔,身体自然会轻盈。我们诵经团里的师兄说了,肉食是浑浊的,会遮蔽你的慧根。”
​××××××××××××××××××××
​接下来的日子,厨房变成了诗莉的“领地”。
​冰箱里被各种豆类、菌菇和素肉填满。
诗莉每天会带回一些所谓的“加持过的蔬菜”,她坚持盯着兰姨吃下肚里去。
兰姨看着那碗寡淡的水煮白菜,心里空荡荡的,胃里更是翻涌着酸水。
这几个月​她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
​原本合身的衣裳,现在挂在她身上就像一件空荡的麻袋一样。
兰姨的脸色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蜡黄,手腕瘦得像枯细的树枝,仿佛轻轻一折就会断似的。
​有一次,兰姨趁诗莉去参加法会时,偷偷下楼买了一碗瘦肉粥。在街角的长椅上,她端着碗的手不停地抖。那碗粥还没吃完,她就因为心慌气短,晕倒在了路边。
​当她在医院醒来,看到诗莉端坐在床边,一脸悲悯地看着她。那眼神甚至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欣慰:“妈,这是上天给你的考验,如果你能熬过这一关,你的业障就消了大半了。”
​兰姨看着女儿,那张脸依然熟悉,却又如此陌生。她喉咙发紧,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
​出院后,兰姨彻底失去了下厨的力气。
​她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诗莉敲木鱼的声音。
那笃笃的声响,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敲击着棺木。
她看着窗外,阳光明媚,楼下的邻居正在吃烤鸭,那股油脂香气随风飘进窗户,兰姨馋得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突然意识到,所谓的修行,本是为了让人离苦得乐,是为了慈悲众生。
可如果为了这种“慈悲”,却要把身边活生生的人活活饿死,那这种修行,究竟修的是心,还是修成了一副铁石心肠?
​那天夜里,诗莉端着一碗清粥走进房间。
​“妈,喝点吧,这是为你祈福过的。”
​兰姨侧过身,背对着女儿,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阿莉啊,你总说要普度众生。可你连你妈的一顿饱饭都容不下,你度得了谁呢?”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诗莉端着碗的手悬在半空,檀香味浓郁得让人窒息。
她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拯救母亲,只是她看不见,那名为“拯救”的枷锁,正一点点勒断了母亲仅存的生机。
​而在这场荒诞的拉锯战中,并没有赢家。
只有厨房里不再升起的烟火,和一位日渐衰颓的母亲,在漫长的饥饿与沉默中,走向终局。
×××××××××××××××××××

《狼狈》

狼,身体强壮,后腿长,前腿短,擅长奔跑,但缺乏计谋。
​狈,一种传说中的动物,它的身体特征刚好和狼相反——前腿长,后腿极短(甚至有传说说它没有后腿)。狈长得瘦小,无法独立行走,但它非常聪明,鬼点子特别多,是个“军师”型角色。
​​“狈”没有办法自己走路去觅食,而“狼”虽然有腿,却智商有限,常常捕不到猎物。
久而久之,这两只动物发现了一个双赢的“合作模式”:
​当它们要去偷农夫的羊圈或者捕猎时,狼会让狈骑在自己的背上。
​狼用自己强壮的腿脚负责背着狈奔跑、出力;而坐在上面的狈,则利用高处开阔的视野和聪明的脑袋,负责指挥路线、出谋划策,避开猎人的陷阱。
​有一次,它们相约去一个村庄的羊圈偷羊。羊圈的围墙盖得很高,狼自己跳不过去,也够不着羊。这时候,足智多谋的狈就给狼出主意:“你站起来,把我托在高处,我用长长的前腿把羊圈的栅栏拨开,然后我们再一起把羊拖出来。”
​狼照做了,它直立起身体,把狈驼在肩头。狈顺理成章地用长前腿打开了羊圈,两只动物成功饱餐了一顿。
​从那以后,它们就经常这样搭配:
狈提供坏主意,狼提供执行力。如果它们分开了,狼就会因为没有头脑而四处碰壁,狈则会因为没有腿而饿死。
如今在政坛上何止狼狈?还有不少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猪朋狗友。

《上帝之手》│

上帝每天都在消灭人类。不是我胡说八道。这是有实际根据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人口数据统计,全球平均每天大约有 16 万至 17 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年约 6,000 万人)。 上帝让很多所谓的科技发明出现在地球上,实际上都是拿来杀人的。每年大约有8%的死亡原因跟科技发明有关。最好的例子就是让人类发明核子弹,原子弹,飞弹,炸弹,子弹和一切可以杀人的手枪,机关枪等武器。人类用这些武器杀死人类,每天都在地球上某个地方上演。这是事实。汽车呢?你知道吗,每年大约有120万人死于车祸?根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PDRM)、交通部(MOT)以及大马统计局(DOSM)的最新统计数据,马来西亚平均每天有 16 到 18 人死于车祸。这个数字非常恐怖。飞机和火车失事偶尔也会发生。74%的死亡原因是因为非传染性疾病。病从口入。一切的疾病跟我们每天摄取的食物和吸入体内的空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民以食为天。所以要弄死人类非常简单。从他们每天食用的东西下手就可以了。让人类多吃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接着医院就会出现很多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的病人了。患上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的人逐年增加,并不是偶然。假如以上的事情都无法消灭人类,那就来一场传染病吧。你知道全球有多少种传染病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流行性感冒(流感)、麻疹、水痘、腮腺炎、RSV(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结核(Tuberculosis,迄今为止全球致死人数极多的单一细菌性疾病)、百日咳、白喉、脑膜炎双球菌性脑膜炎。诺如病毒(Norovirus)、轮状病毒(Rotavirus,引发婴幼儿腹泻的主要原因)、甲型肝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狂犬病(Rabies)、鼠疫(Plague/黑死病)、禽流感、猴痘(Mpox)。艾滋病(HIV/AIDS)、乙型肝炎(HBV)、丙型肝炎(HCV)、人乳头瘤病毒(HPV)。 霍乱(Cholera)、伤寒、痢疾、大肠杆菌感染。霍乱(Cholera)、伤寒、痢疾、大肠杆菌感染。梅毒(Syphilis)、淋病。手足癣(香港脚)、疥疮。红眼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脓疱疮。假如上面的魔鬼都无法消灭掉人类,那就来一场大洪水,大地震,大海啸,龙卷风吧!当人类还在歌颂着自己家中的核子弹比别人多时,殊不知这是上帝正要消灭地球的前兆。也许你会问,假如上帝要消灭人类,为何地球上的人类会越来越多呢?越多人并不是好事。越多人的地方越危险,你没有听过吗?                

《民富之死》

雨下得像要把整座大楼融化一样。
​老赵盯着手里的那张旧表格,手背上的青筋高高鼓起。表格抬头印着那个象征着权力和规矩的徽标,最下方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十七年前的日期。
​“十七年了,”老赵声音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我到现在都想不通。”
​他对面坐着的是刚刚调来的年轻警员小林。小林翻看着那卷厚得发黄的档案,也皱起了眉头:“老赵,按常理来说,这根本不合逻辑。政府大楼又不是公共超市,那是高危重地。一般上下班时间一过,所有职员官员都会离开办公室。就算有加班的,打卡系统、门卫登记,一查一个准。半夜还有谁在里面,名单最多也就几个人,找嫌疑人有那么难吗?”
​老赵苦笑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压扁的烟,想了想,又收了回去。
​“你说的,是‘普通人’的逻辑。”老赵指了指档案袋上的大楼照片,“可那天晚上,死在里面的,恰恰也是个‘普通人’。”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深夜,凌晨一点二十。
​死者叫民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外包文员。没人知道他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回家,更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能在所有大门都锁上之后,还在空无一人的十六楼走廊里慢悠悠地溜达——大楼监控拍下了他最后的背影,神态轻松,甚至还哼着歌,好像那是他家的后花园。
​而最恐怖的是,十分钟后,他从十六楼的洗手间窗户坠落,摔在了冷硬的混凝土前庭上。
​当场死亡。
​“第二天调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案子破定了。”老赵回忆道,眼神有些空洞,“门禁记录写得清清楚楚,当晚打卡下班的记录一应俱全。大楼保安誓死发誓,过了八点后没人进出。如果这是一场谋杀,凶手只可能在当晚‘留守大楼’的名册里。”
​小林忍不住打断:“那排查名单啊!打卡记录呢?保安的登记簿呢?”
​“查了。”老赵的声音低了下去,“打卡记录显示,当晚大楼里除了民富,还有十七个人‘没有打卡离开’。”
​小林眼睛一亮:“十七个人!范围缩小到十七个人,逐一排查口供和不在场证明,一周就能破案!”
​“可那十七个人……”老赵转过头,看着窗外的暴雨,“有三个在半年前就辞职了,打卡卡片却一直在卡架上,每天都有人‘顺手’帮他们打卡领全勤补贴;有两个是高层领导,他们进出有专属梯口,根本不需要打卡;还有六个人是清洁工,可他们根本不识字,出入登记表上填的名字全是假的,连身份证号都是乱写;剩下的几个,事发当晚都在打麻将,互相作证‘根本没看见有人楼上楼下地走’。”
​小林张了张嘴,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你以为那是一座戒备森严、制度严密的官僚铁笼。”老赵轻声说,“但实际上,到了半夜,那里就是一块制度的‘真空地带’。打卡机是摆设,登记簿是谎言,监控摄像头坏了三个月没人报修。所有人都以为别人在管,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人在管。”
​“那……那个普通人呢?”小林的声音有些发颤,“民富为什么半夜还在里面溜达?他到底看到了什么?遇到了谁?”
​老赵摇了叹一口气:“这就是最绝望的地方。十七年来,专案组换了四拨人。每个人刚接手时都像你一样自信,觉得只要按图索骥,抓个凶手不过是时间问题。可是每次查到最后,线索都会消失在那些错综复杂的‘人情’、‘疏漏’和‘找不着责任人’的表格里。”
​大楼里没有鬼,但大楼里充满了“幽灵”——那些该在场却不在场的人,那些不该存在却留在系统里的记录,那些为了应付检查而伪造的签名。
​凶手可能就是那十七个人里的某一个,也可能是趁着保安打盹溜进去的陌生人,甚至可能只是一个不小心把他推下去、随后拍拍屁股从后门溜走的大楼内部人员。
​但在那张巨大而臃肿的网里,凶手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十七年了,小林。”老赵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上头今天发文,这案子……归档了。无元凶,结案报告写的是‘意外坠落,不排除他杀可能,但证据链断裂’。”
​小林看着档案盒被老赵缓缓关上,封条贴上的那一刻,发出了清脆的咔哒声。
​“那民富呢?”小林忍不住问,“他就这么白死了?”
​老赵走到门口,手停在把头上,没有回头。
​“在这个庞大的机器里,有些规矩严格到连一只苍蝇飞进去都要登记;但有些时候,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里面,机器只是吱呀转了两下,就把他抹得干干净净。这,才是最恐怖的。”
​门关上了。
​雨还在下,漫过街角,将所有的痕迹冲洗得一干二净。

《团结政府?》

电视屏幕上的计票数据仍在飞速变动,红色的柱状图以碾压之势一路飙升,而代表己方的蓝色,早已停滞在一个惨不忍睹的数字上。
​计票中心一片死寂。几位党内的高层重臣瘫坐在皮沙发上,有的双眼无神地盯着地面,有的掩面低泣,还有人在破口大骂选民的“忘恩负义”。
​在这片哀鸿遍野中,身穿深色西装的内阁资深部长、党内号称“铁腕掌舵人”的陈伟,正默默站在落地窗前。
​他背对着众人,用手轻轻摇晃着玻璃杯里的加冰威士忌。窗玻璃上映出他那张向来严肃的脸——那上面没有愤怒,没有绝望,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败军之将该有的颓唐。
​恰恰相反,在阴影覆盖的嘴角边,勾起了一抹极其隐秘的笑意。
​惨败。史上最惨烈的溃败。
但他想笑,甚至想开一瓶年份最好的香槟。
​因为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惨败,正是他耗时三年、一手编排并亲自导演的“杰作”。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块外表看似庞大的政党巨轮,内部早已腐烂透顶。作为掌管核心财政与权力的核心人物,陈伟比谁都清楚,党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多年的贪腐、内斗与政策失误,让烂账堆积如山。若继续硬撑着执政,顶多再维持一届,届时内部爆发的轰塌,会将他连同整个家族彻底碾成粉末。
​既然船注定要沉,不如由他来选择沉没的方式和时间。
​半年前的那个雨夜,在城郊一栋没有任何标识的私密会所里,陈伟与敌对党派的领袖陆云峰见了一面。
​当时陆云峰满脸警惕,而陈伟只是推过去一份厚厚的内部绝密档案——那是陈伟手里掌握的己方致命黑料,以及一份详尽到极致的选举排兵布阵图。
​“你们按我的步骤走,”陈伟当时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发指,“在三个关键选区撤换老将,打‘青年牌’;在辩论赛上攻击我们最致命的税改漏洞。我会配合你们,在党内故意制造分裂,挑起几个大佬的内斗,并把最不讨喜的极端的候选人推上一线。”
​陆云峰震惊地看着他:“你这是在亲手宰了你的党。”
​“它早就死了,我只是在帮它办丧事。”陈伟靠在椅背上,微笑着说出自己的条件,“我要你们大获全胜,顺利组阁。而我的条件只有一条——放我一马。”
​“所有关于我在任期间的财政审计,全盘封存。不得成立调查组,不得提控我贪污渎职,不得冻结我海外的资产。给我一个体面的退路,让我以‘功勋老臣败选隐退’的身份离场。”
​陆云峰沉默了很久。一边是苦等了几十年、近在咫尺的国家最高权力;另一边,是放过一个贪婪的政客。
​政治从来没有道德,只有筹码。
​“成交。”陆云峰最终伸出了手。
​现在,电视里传出了欢呼声。敌党领袖陆云峰已经站在了大选胜选的台上,红光满面地向全国发表着关于“正义、变革与光明”的演讲。演讲中,陆云峰义正言辞地宣誓:“我们将带给这片土地一个全新的时代!”
​陈伟抿了一口威士忌,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响声。
​全新的时代?或许吧。但那个时代的基石下,埋着他和陆云峰在暗室里达成的肮脏协议。
​“陈部长……”党内的副主席颤抖着走过来,红着眼睛说,“我们……我们输光了。接下来可怎么办?敌党一旦查账,我们可能都要进监狱啊!”
​陈伟转过身来,脸上的微笑早已烟消云散,瞬间换上了一副沉痛、沧桑且充满正义感的神情。他重重地拍了拍副主席的肩膀,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民主的选择,我们要尊重选民。至于查账……放心吧,我会承担起一个前领袖该有的担当,去和新政府谈判,绝不让他们滥用权力迫害大家。”
​他的声音沉稳有力,带着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副主席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陈伟转过头,再次看向窗外繁华的夜景。
​敌党赢了国家,获得了声誉与权力;己方的傻瓜们承担了所有的骂名与败局;而他自己,洗净了双手上的污垢,带着亿万资产,毫发无损地抽身离去。
​这世界上最完美的输局,莫过于输掉了政党,却赢了一切。

《孝子》


​张建国推开阳台门的时候,周晓梅正坐在梳理台上抹着上千块一瓶的眼霜。
​玻璃反射出她那张保养得宜、却冷如冰霜的脸。张建国在口袋里捏紧了那张去往老家的大巴车票,喉咙发紧:“晓梅,爸最近哮喘又犯了,送了急诊……我想这周末回一趟老家。”
​周晓梅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棉片在脸上用力一擦,转过身来,眼光像两把小刀:“回老家?张建国,你脑子进水了?这周末儿子要上奥数班和英语外教课,你要是走了,谁接送?再说了,回去一趟车程五小时,折腾钱不说,带回一身泥腥味,你想把病菌带给儿子吗?”
​“可我爸都八十了……”
​“八十怎么了?家里不是还有你大姐吗?养女儿干嘛用的?”周晓梅冷笑一声,“你那个老家,破烂小县城,要什么没什么。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敢走,这周的房贷你自己想办法。”
​张建国像被戳中了软肋,低下了头。房贷、车贷,大部分全靠周晓梅家里的背景和关系撑着,在这个家里,他从来没有脊梁骨。
​不仅如此,家里的规矩更是周晓梅一手定的。
​六岁的儿子天真无邪,有一回听张建国打电话,学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喊“爷爷”,周晓梅当场扇了儿子一巴掌,罚站半小时。
​“不许学那种土里土气的方言!”周晓梅厉声告诫儿子,“你是大城市的孩子,说的是标准普通话和英语。那种小地方的下等话,一句都不准沾!”
​家族的WhatsApp群里,逢年过节大姐二哥发红包、拍老人的近照,张建国想把周晓梅拉进去,周晓梅直接退群,甚至把张建国的手机夺过去,设了免打扰。
​“我是你老婆,但我不是你们那个破落家族的人。”周晓梅高昂着头,眼神里全是嫌恶,“少把我跟你们那群七大姑八大姨扯在一起,丢人。”
​张建国忍了。他以为妻子的冷漠只是性格高傲,以为日子总能这么捏着汗过下去。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深夜。
​老家大姐打来电话,声音哭得撕心裂肺:“建国……爸走了……没等到你回来,走了……”
​电话声音很大,在寂静的卧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张建国如遭雷击,手机摔在地上,蹲在墙角失声痛哭。那些被压抑的愧疚、遗憾和痛苦,像洪水一样将他淹没。
​然而,隔壁房间的周晓梅闻声走出来,脸上却没有半点悲伤,眼神里反而闪过一丝极其敏锐的精光。
​“爸……过世了?”周晓梅低声问。
​张建国哭得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第二天的天还没亮,往常连老家地名都不愿听到的周晓梅,竟然破天荒地穿上了一身素黑的高级套装,脚踩平底鞋,雷厉风行地开始打包行李。
​“你愣着干嘛?赶紧收拾东西,开车回老家!”周晓梅推了推瘫坐在沙发上的张建国,催促道。
​张建国愣愣地看着她:“你……你不是说不回吗?”
​“你爸去世了,这么大的事,我作为儿媳妇能不回去吗?”周晓梅说得义正词严,但眼角眉梢却掩饰不住一种异样的亢奋。
​五个小时的车程,周晓梅一路上都在打听老宅的情况。
​“张建国,我听说你们那片区去年划进新城规划了?老宅子是不是要拆迁?”
“你爸生前那套沿街的旧房子,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大姐和你二哥这些年在照顾老头,他们有没有逼老头签过什么遗嘱?”
​张建国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不可置信地侧过头看着周晓梅:“晓梅,我爸刚走,遗体还在殡仪馆……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在为你争取权益!”周晓梅拔高了音量,理直气壮,“我是为你这个窝囊废着想!你在他们家受了多少气?这些年我们没少给养老费吧?那老宅和拆迁款,必须有我们的一份!少一分都不行!”
​到了老家灵堂,灵前白烛摇曳,哭声一片。
​大姐和二哥哭得双眼肿赤,憔悴不堪。而多年未曾踏入这个家门半步的周晓梅,一下车就风风火火地冲了进去。
​她没有去灵前烧一炷香,也没有给躺在棺木里的老父亲叩一个头。她径直走到了大姐面前,连客套的哀悼都没有,开门见山地说:
​“大姐,爸的事大家都很难过。但有些账还是先算清楚比较好。爸的名下有两套房,还有存折,东西在哪?今天亲戚都在,趁大家都在场,把产权过户和遗产分配方案了吧。”
​灵堂里瞬间一片死寂。
​正在烧纸钱的二哥猛地站起身,指着周晓梅,气得浑身发抖:“周晓梅!爸活着的时候,十年来你过年不回家、不让建国回家、连电话都不接!爸走前想见孙子一面,你连微信都不让加!现在人死了,尸骨未寒,你连香都不上,开口就是抢财产?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周晓梅高昂着头,嘴角挂着冷笑,环视着围上来的家族亲戚,语气尖酸刻薄:
​“人性?少跟我扯什么道德绑架!法律只认继承权!我是张建国合法娶进门的妻子,张建国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这十年来我没回过这个家,那是因为这个家不配!但属于张建国的财产,少了一厘,我都跟你们打官司到底!”
​周晓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刺耳如秃鹰的盘旋。
​老家亲戚们的指责声、大姐的抽泣声、二哥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将整个灵堂搅得乌烟瘴气。
​就在周晓梅双手环胸,准备拿出城市人的威严与这群“乡下人”撕破脸对抗到底时——
​“啪!”
​一声清脆而响亮的耳光,重重地砸在了周晓梅的脸上。
​周晓梅被打得头偏向一边,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她不敢置信地转过头,看着打她的竟是一向懦弱、顺从的张建国。
​张建国双眼通红,满脸泪水,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畏缩,只剩下决绝与厌恶。
​“张建国!你敢打我?你为了这群外人打我?!”周晓梅尖叫道。
​“他们不是外人,他们是我的血脉至亲。而你——”张建国指着周晓梅,声音发颤,却字字铿锵,“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是这个家族的人。”
​张建国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纸,狠狠地砸在周晓梅脸上。
​那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老宅拆迁款,我一分钱不要,全留给我大姐和二哥,这是我欠爸的,也是欠他们的。”张建国跪倒在父亲的灵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随后站起身,冷冷地看着周晓梅:
​“房子、车子,我净身出户,全给你。但孩子的抚养权,我打官司也要抢过来。我不能让他长大后,变成一个连血脉和亲情都不认的怪物。”
​“滚。”张建国指着门口,喊出了他这辈子最响亮的一声,“滚出我爸的灵堂!”
​周晓梅看着周围亲戚愤怒的眼神,看着彻底决裂的丈夫,又看了看那张扔在脸上的离婚协议书,脸上的嚣张终于一点点塌陷,化作了错愕与狼狈。
​灵堂外的风呼呼地吹着,吹乱了她精心打理的发型,像极了一只铩羽而归、只剩丑陋躯壳的秃鹰。凝聚力与社会话语权。
​华社难以真正团结,根源在于“内部差异”与“短期利益”的博弈。华人社会虽然拥有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在帮派、籍贯、宗教、政党乃至经济利益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在没有共同危机时,私利往往超越群利,导致“内耗”多于“外合”。此外,过于强调“个人奋斗”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让部分人忽视了集体利益对长远生存的保护作用。
​要摆脱被轻视的命运,华社亟需从“口号式团结”走向“契约式合作”。团结并非要求千人一面,而是在多元分歧中建立“求同存异”的共识机制。只有放下门户之见,在核心权益与长远发展上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体现群体的力量与尊严。

《马华》

《论华社团结之难:从传统训诫到现实困境》

​“一根筷子易折,一扎筷子难断”,这句耳熟能熟的古训道出了团结的力量。然而,华人在现实社会中常被指“四分五裂”,难以将这一道理贯彻始终,进而影响了群体的整体凝聚力与社会话语权。
​华社难以真正团结,根源在于“内部差异”与“短期利益”的博弈。华人社会虽然拥有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在帮派、籍贯、宗教、政党乃至经济利益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在没有共同危机时,私利往往超越群利,导致“内耗”多于“外合”。此外,过于强调“个人奋斗”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让部分人忽视了集体利益对长远生存的保护作用。
​要摆脱被轻视的命运,华社亟需从“口号式团结”走向“契约式合作”。团结并非要求千人一面,而是在多元分歧中建立“求同存异”的共识机制。只有放下门户之见,在核心权益与长远发展上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体现群体的力量与尊严。

《辱》

王老师在国中执教了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漫长得足够让黑发染上霜白,也足够让一个热血青年变成沉稳随和的老教师。
​不久前,他被调到了当地一所著名的国民型华文中学。
新学校的节奏快,职务繁重,王老师二话没说,全盘接受。其中一项重任,就是担任学校的纪律老师。或许是看重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与稳重的性格,校方甚至安排他接手了全校纪律最差的那个班级。
​这天清晨,第一节课的钟声敲响。王老师拿着出席簿走进三N班。
按惯例核对人数时,他皱起了眉头。
​“张晓婷呢?”
​底下几个学生互相看了看,没人回答,只是低着头窃窃私语。
王老师心里明白了几分,没有多言,照常开始上课。
​课程过半,走廊上才传来拖泥带水的脚步声。张晓婷慢吞吞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书包耷拉在一边,脸上毫无迟到的愧疚。
​王老师走上前去,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质疑的威严:“去哪里了?为什么迟到这么久?”
​张晓婷别过脸,翻了个白眼,根本懒得理会。
​“既然没有合理的解释,先在门口站一会儿,想清楚了再进来。”王老师指了指教室外的走廊。
​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回讲台的瞬间,走廊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极其尖锐的哭喊声。张晓婷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蹲在地上一边大哭,一边疯狂地尖叫起来,引得隔壁几个班级的学生纷纷探出头来张望。
​王老师一愣,正准备上前查看情况,恰好校长从楼梯口走过。校长皱着眉头过来,拍了拍张晓婷的肩膀,低声说了几句,便带着还在抽泣的女生往行政楼方向走去。
临走前,校长对王老师点了点头:“王老师,这里交给我就好,你先继续上课。”
​王老师松了一口气,以为校长会妥善处理这件突发的纪律事件。
​下午放学,王老师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刚坐下倒了一杯热茶,手机却急促地响了起来。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校长”两个字。
​“王老师,你立刻回学校一趟!”校长的声音低沉而焦虑,毫无平日的从容,“张晓婷的家长来了,带着家协主席在办公室,事情闹得很大!”
​王老师心里一沉,连忙赶回学校。
​一推开校长室的门,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氛扑面而来。
张晓婷缩在沙发旁,眼睛红肿;旁边坐着一位穿着光鲜、脸色阴鸷的中年男人,正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家协主席则面露难色地站在一旁。
​“王老师!你终于来了!”张父一看到王老师,立刻站起身,指着他的鼻子怒骂,“你在学校是怎么当老师的?凭什么恐吓我女儿?!孩子回家哭得全身发抖,说你大声吼她、威胁她,吓得她以后都不敢来上学了!”
​王老师眉头紧锁,克制着情绪解释道:“张先生,事情不是这样的。张晓婷无故旷课半节课,回班后态度冷漠,我只是按校规让她在门外罚站冷静,绝没有恐吓或大声训斥她。”
​“你还在诡辩?!”张父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提高了八度,“我女儿会撒谎吗?你这就是滥用职权,体罚学生!”
​看到张父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王老师心中忽然闪过一丝冷意,终于想起来这个人是谁。
​上个月,这位张先生曾开着豪车直接闯入校园停在教学楼下,说是给女儿送东西。王老师当时值日,按安全守则上前阻拦并劝导,张父当时就当众对他破口大骂,拂袖而去;两周前,张父的小儿子在上课时间无故在校园里闲逛,也是被王老师发现后训导了一番。
​原来,旧怨加上新仇,都在今天爆发了。
​张父在当地有些政治背景,平日里惯会借题发挥。今天他打着“保护孩子”的旗号,实则是仗着身份,要把之前在王老师这里受的“气”一次过讨回来。
​“校长,”张父冷笑了一声,转头看向坐在办公椅上的校长,“这件事没那么容易算数。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我现在就联系教育部,再找媒体来曝光你们学校教师体罚、恐吓学生!”
​“张先生,消消气,有事好商量……”家协主席在一旁打着哈哈,试图拉拢气氛,但眼神却不断向校长示意。
​校长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看了看气势凌人的张父,又看了看站在一旁默默无言的王老师。
​长达几秒钟的死寂后,校长缓缓站起身,走到王老师身边,压低声音说道:“王老师……为了学校的名声,也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到教育部,你就……给张先生和孩子道个歉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王老师震怒地看向校长。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十六年来,他教书育人,行得正、坐得端,坚守着教师的底线与尊严。今天,明明是学生违纪在先,家长横加指责、无中生有,而本该作为学校后盾的校长,为了所谓的“息事宁人”,竟选择亲手将老师的尊严践踏在脚下。
​“校长,我没有做错。”王老师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字字清晰。
​“王老师!”校长的声音严厉了几分,带着不容反抗的压迫感,“请你顾全大局!”
​张父坐在沙发上,嘴角勾起一抹得意而嘲讽的冷笑。
​那一刻,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王老师看着眼前的校长、得意的家长、委屈的学生,以及旁观的家协主席,心中某个坚守了二十六年的信念,轰然倒塌。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弯下腰,向张父和张晓婷说了一句极其极其平淡的“对不起”。
​那三个字,轻得像一片落叶,却重重地砸碎了他心中最后的微光。
​接下来的几个月,王老师依然每天按时到校。他依然认真备课、上课,依然按时批改作业。
​只是,他不再管走廊上闲逛的学生,不再追究谁迟到旷课,也不再插手任何纪律问题。他像是一台精密运作的教学机器,失去了往日所有的热情与温度。学校的走廊很长,但王老师走在上面,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学期末的一个下午,阳光洒满校园。
​王老师默默地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所有物品。他将一封早已写好的辞职信,静静地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
​走出校门时,放学铃声正轰然响起。无数穿着白衣绿裙的学生笑闹着从他身边涌过。王老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高挂在行政楼上的学校标语,轻轻叹了一口气,转身融入了茫茫的人海之中。

《十字》

(小说创造。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七月的午后,蝉鸣声像密集的鼓点,敲得人心里发慌。
​陈建明站在母亲房门口,手里死死攥着一本黑皮大字的《圣经》。他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眼神里交织着焦虑、恐惧,以及一种近乎执拗的狂热。
​房间里,七十六岁的母亲素芬正盘腿坐在藤椅上。她戴着一副老花镜,枯槁如树皮的手正一下一下拨弄着一串沉香木佛珠。屋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墙角的小供桌上,一尊瓷观音像在微弱的烛光下慈祥地垂目。
​“妈,”建明推门进去,声音有些沙哑,“我今天带了张表过来,您把这个‘信仰确认书’签了吧。只要您点个头,牧师下周就能来家里给您做洗礼。”
​素芬的手顿了出来。她叹了口气,没抬头,继续拨弄下一颗珠子:“建明啊,妈这辈子拜佛拜习惯了。你信你的耶稣,妈不拦着,你非要折腾一个快入土的老太太做什么?”
​“这怎么能是折腾呢?!”建明猛地拔高了音量,跨前一步,“妈,我是为了您的灵魂!圣经上说了,不信耶稣的人,死后是要下地狱的。您现在不受洗,万一哪天……哪天走了,您让儿子怎么办?看着您去地狱受苦吗?!”
​素芬转过头,看着眼前面色苍白、近乎歇斯底里的儿子。这个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如今看她的眼神不像是看母亲,倒像是在看一个即将坠入深渊的罪人。
​“地狱?”素芬苦笑了一下,“妈活到这个岁数,什么苦没吃过?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供你上大学、娶媳妇。妈一辈子没偷没抢,遇到乞丐都给口饭吃。我不去你们的那个天堂,我只想死后清清静静地走,照着佛家的规矩,放几首大悲咒,一把火烧了,骨灰撒进海里。这就够了。”
​“不行!绝对不行!”建明的声音近乎尖叫。一想到母亲死后要用和尚念经、烧纸钱、做法事那种“异教徒”的仪式,他的头皮就发麻。在教会的讲道中,那些都是通往毁灭的仪式。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母亲成为一个失败的拯救案例。
​“您要是用佛教的葬礼,那就是在羞辱我!到那时候,我的弟兄姊妹怎么看我?他们会说,陈建明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了!妈,您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让儿子安心,您把这佛珠扔了,信耶稣行不行?!”
​建明的情绪彻底失控,他竟然伸出手,一把夺过了素芬手里的沉香木佛珠。
​由于用力过猛,线断了。
​大大小小的佛珠瞬间散落一地,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清脆而杂乱的蹦跳声。
​屋子里刹那间死一般寂静。
​素芬看着空落落的手心,又看了看散落一地的珠子。那是建明父亲在世时送给她的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
​她没有哭,也没有发火。她只是缓缓站起身,因为关节炎,她的膝盖发出轻微的声响。她走到衣柜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小铁盒。
​建明愣在原地,手还保持着争夺的姿势,心底突然升起一丝不安。
​素芬打开铁盒,里面放着一本旧存折,还有一只成色并不好的银手镯。
​“建明,你过来。”素芬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让建明感到害怕。
​建明挪动脚步走过去。
​素芬把存折塞进建明手里:“这上面有五万块钱,是我这几年攒下的棺材本。我知道,你现在信了那个教,规矩多。如果你觉得佛教葬礼丢了你的脸,让你在教会抬不起头……”
​素芬顿了顿,抬眼看着儿子,眼里闪过一丝令人心碎的决绝:
​“等妈咽了气,你把这五万块钱给隔壁的李大妈。妈不求你披麻戴孝,也不求你跪拜。你直接走,回你的教堂去。让李大妈找几个佛友,帮妈把后事办了。咱们母子一场,妈不逼你犯你们教里的规矩,你……也放过妈吧。”
​看着母亲递过来的存折,建明如遭雷击。
​五万块钱,薄薄的一本存折,此刻却像有千斤重。他看着母亲那双浑浊、疲惫却无比坚定的眼睛,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谓的“拯救”,正在把母亲推向最深的孤独。
​他想把母亲拽进他的天堂,却在人间亲手为她打造了一个地狱。
​神圣的《圣经》还在他左手里握着,散落的佛珠在脚边静静躺着。建明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也是这样,在观音像前整夜整夜地磕头,额头都磕青了,只求菩萨保佑儿子平安。那时候,母亲的爱是宽广的,包容的。
​而现在,自己的爱,为什么变得这么狭隘、这么伤人?
​建明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没有去接那本存折,而是低下头,开始一颗一颗地捡那些散落的佛珠。
​“妈……对不起……对不起……”他哽咽着,把捡起来的珠子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
​素芬看着跪在膝头的儿子,叹了口气,眼角也湿润了。她蹲下身,伸出那只戴着银手镯的枯手,轻轻摸了摸建明的头发,就像他小时候一样。
​窗外,蝉鸣依旧,但屋里的檀香味和那一抹阳光,终于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king》

上星期在江沙路边的马来档只卖一公斤6块钱。
因为不够熟,所以没有买。
这几天爱人一直想吃。于是今天就去附近的华人水果商店买了一粒。
一公斤8块钱。一共34.50。
跟店员说人家才卖6块钱而已。
他说:我的不一样。这是cempedak king。
哦。
原来后面多了一个king,身价可就不同了。
不懂kampung 榴莲后面加一个king,价钱会不会多一个0哦?

《岁月不饶人》

在FB看到学姐学哥60岁同学聚餐会的照片。
唉....
岁月真的不留人啊。
回头再看看自己。
唉.....
除了头发白了一些,
身材阔了一些,
背驼了一些,
头发少了一些,
皮皱了一些,
身高矮了一些,
头顶秃了一些,
脚弯了一些之外,
基本上跟21岁那一年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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