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车底，手套上满是积了几千里的黑油。刚把油底壳的螺丝拧紧，街角那家杂货店的老板娘就气冲冲地踏进了厂门，身后拖着十四岁的阿敏。
“老陈！你看看你家姑娘！又跑进我店里拿饼干吃，抓到了还不知道放手！教了多少次了？你自己做生意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在教啊？真是扫兴！”
陈师傅连忙从车底滚出来，在身上的破布上狠狠擦了擦手。他脸上堆起讨好又窘迫的笑，连声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张嫂，是我没看紧。多少钱？我赔，我现在就给。”
他从沾满油污的裤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数出五块钱递过去。张嫂一把夺过钱，白了他一眼，嘟囔着“真是倒霉”扭头走了。
阿敏站在旁边，身上的校服有些泛黄，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手里还死死抓着那包已经被捏碎的夹心饼干。陈师傅叹了一口气，拉过她的手，轻轻帮她撕开包装：“想吃跟爸爸说嘛……以后不可以自己去拿，知道吗？”
阿敏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地把碎饼干往嘴里塞，嚼得很慢，眼里没有任何情绪。
陈师傅的前半生，像是一台频繁出故障的旧引擎。
女儿很小的时候，妻子就离开了这个贫瘠的家。那时他为了挣钱，日夜泡在修理厂，只能把阿敏托付给老母亲照顾。老人家疼孙女，总说孩子只是“开窍慢”、“学东西迟钝”，只要长大了就会好。
可老母亲在他三十多岁那年病逝了。接着，阿敏十二岁那年，学校老师频繁打来电话，说她总在课堂上对着空气说话、尖叫、甚至无故破坏公物。带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给出的诊断书上写着四个刺眼的字——精神分裂症。
中学刚上了不到三个月，学校就委婉地劝退了。
为了不让女儿一个人呆在家发生意外，陈师傅只能把她带在修车厂里。可修车是个危险活，他钻进车底、拿起焊枪的时候，根本分不出神来看着她。阿敏有时会突然发病，跑出马路，或者像今天这样，溜进附近的店家拿东西吃。
周围的街坊一开始还会同情，久了便只剩厌烦与责骂。“没教好”、“怪异”、“危险”，这些标签悄悄扣在了这对父女头上。
最终，陈师傅咬咬牙，联系到了一所远郊的特殊学校。一个月学费两百六十块。
两百六十块，对大富大贵的人来说不够一顿饭，但对这个靠拧螺丝、换机油过活的单亲爸爸来说，是每月必须咬牙抠出来的硬指标。为了这笔钱，他接下了更多深夜救援的私活，手上的伤痕一层叠着一层。
傍晚，修车的客人渐渐散去。陈师傅洗干净了手，打干净了两份便当，和阿敏坐在修车厂门口的塑料凳上吃晚饭。
落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敏吃着吃着，突然把头转向旁边无人的空地，咯咯地笑了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词句。陈师傅看着她，眼神里的疲惫慢慢化开了，变成一种沉重得化不开的酸楚。
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早早地白了大半。高血压的毛病缠了他两年，有时猛地站起来，眼前就会黑上一阵。
他不怕辛苦，也不怕别人白眼。他最怕的，是每天晚上合上眼的那一刻。
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这台“旧引擎”彻底报废了，突然离开这个世界，谁来给阿敏交那两百六十块钱的学费？谁会在她跑去别人店里拿东西时，护在她身前向人家赔礼道歉？谁又会在冷清的夜里，给她撕开一包碎掉的饼干？
“阿敏啊，”陈师傅轻声开口，拍了拍女儿落了灰的肩头，“爸爸要是老了、走了……你可怎么办啊？”
阿敏没有看他，依旧对着空气傻笑着。
晚风吹过修车厂的铁皮屋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陈师傅低头咽下一口冷掉的饭菜，默默握紧了女儿冰凉的手。天快黑了，他知道自己明天一早还得睁开眼，继续去拧紧那枚属于他们父女俩的、绝对不能松开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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